序
“i5”数控系统是中国机床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它的意义不仅是为中国机床工业提供了一个可用的数控系统，更重要的是以其改变工业模式和制造方式的潜力，为中国向新工业革命的迈进开辟了一条路径。
1、“i5”革命代表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
“i5”不是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种数控系统，却是中国第一种不沿着外国领先者的技术轨道开发出来的数控系统，它因此而产生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不但可以让一个国产数控系统“活下来”，而且正在展现出改变市场竞争格局的力量——中国在数控系统技术上的突破将由此实现。
作为世界上第一种智能、互联的数控系统，“i5”将改变工业模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预言者。迄今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智能、互联产品都是消费品，但“i5”机床是机器工具（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所以它会直接引发制造业的革命：改变制造方式；不但重塑机床工业的价值链，而且可能重塑许多使用机床的工业的价值链并改变它们的边界；支持中国众多制造工业的升级。“i5”预示着中国工业可以通过自主创新赶上技术变化的步伐，让西方国家以新技术瓦解中国制造优势的想法化为泡影。
“i5”还可能改变机床本身。当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以及所有的系统都被连接在一起时，机床还会是现在的样子吗？传统的机床是一个独立的单元，那是因为要适应人工操作的要求。一旦生产过程完全实现数字化，机床作为其中的一种工具/设备就可能成为生产系统或其中一个单元的组成部分。虽然机床作为机器工具的核心功能和核心知识仍然会存在下去，但机床的形式恐怕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如果这种变化发生，那么由数控机床的智能、互联所导致的革命过程也将继续深入下去。
重塑沈机本身。生产工具的智能、互联对于制造方式带来的可能变化之一是改变原来不得不采取的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的方式，代之以通过网络连接的社会专业分工。这种变化也会波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床企业之一的沈机自身。
由于沈机将来的经营活动中必将增加复杂的成分（如金融、租赁、云支持等）的比重，所以更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可能是改变以前的纵向一体化结构（曾经被称作“大而全，小而全”），在智能、互联的支持下实行更加专业化的“系统集成”。如果能够打破原来封闭式的产业链，就可以把大量不分所有制形式的新创企业整合进新的产业链，形成围绕沈机机床制造的产业集聚；如果不光沈机而且还有其他龙头企业也这样做，那么就可以形成“机器带”（机器产业的集聚）——这将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条新路。
“i5”革命代表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因为仅从技术本身来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哪一个不体现在它身上？
2、“i5”数控系统：一种新的技术范式
我们已经追溯了产生“i5”的实际过程，但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理解产生它的机制，以便概括出这项创新的普遍意义。为此，我们把产生“i5”的过程置于GiovanniDosi提出的分析框架下（Dosi，）——它在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理论（Kuhn，/）的基础上，以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的关系来分析同时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特征的技术进步过程。
根据Dosi，技术轨道是指在技术范式所规定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正常”活动的模式，代表了在由技术范式所规定的外部边界之内的一组可能的技术方向，沿着这些方向的技术活动是连续性的。
技术范式是在选择出来的科学原则和选择出来的技术基础上，解决选定技术问题的“模型”或“模式”，可以形容为一种“世界观”。技术范式具有很强的排除效应，它使工程师及其所在组织的技术努力和想象集中在相当确定的方向上，而无视技术发展的其他可能性。新范式的出现标志着技术发生非连续性的变化（可以理解为技术革命）。
Dosi认为，在“科学—技术—生产”的链条上，经济力量与制度和社会因素在任何层次上都共同发挥“选择机制”的作用。在基本技术方向的选择上，这些因素影响技术范式的确立；在技术范式所规定的范围内，这些因素影响企业进行学习和创新的技术轨道的走向。
如果把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数控系统看作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范式（可称为“传统范式”），那么从事后看，“i5”数控系统就是一种新的技术范式，而区别新旧范式的分水岭是智能、互联的功能和性能——它们决定了数控机床在工业活动中的新作用，也决定了对于机床作用的新价值观。
“i5”数控系统产生的过程揭示出新技术范式是如何诞生的：
当上海团队开始自主开发时，其原定目标和出发点都是处于数控技术的传统范式之内，即他们最初想解决的问题是传统范式下的“正常”问题——实现对机床的数控。但是，出于克服先行者优势壁垒的战略性考虑，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主流数控系统的技术轨道——基于计算机平台的技术路线。不过，在他们之前，基于计算机平台的数控系统已经随着IT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出现，所以他们选择的技术路线仍然属于传统范式下的技术轨道之一（不同于嵌入式系统的轨道），虽然全开放架构使其系统具有一点技术上的异质性。
上海团队沿着这条轨道逐渐解决了传统范式下的“正常”问题——为实现数控功能所必要的技术问题。但是，上海团队具有不同于外国主导厂商的理念及开发战略，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传统范式下的“正常”问题，又基于中国市场需求的特点，开始解决在传统范式下的“非正常”问题——被主导市场的外国巨头所排斥或没有想到的问题。上海团队在选择技术轨道时所采取的一些非传统技术方案，如全开放架构和专门适配沈机机床的非广谱性，有助于他们解决这些“非正常”问题。
决定了不同结果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解决选定技术问题的“范式”（“范式”本来就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概念）和“世界观”。外国巨头也在数控系统上应用计算机系统，但它们的目的是以更先进的技术来保持和维护已有的优势——使它们原有的嵌入式系统更有效，而“无视技术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相比之下，上海团队为了开发出来一个有用的、有生命力的数控系统，就坚持帮助用户——不是机床厂，而是使用机床的最终用户——创造价值的原则，是要比现有的数控系统“好一点点”。于是，通过他们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发挥了“选择机制”的作用，而数控系统的计算机平台被用来开发以方便用户为中心的智能化和网络化功能。
3、新的技术范式不会是“天外来物”
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上海团队的技术轨道在方向上偏离了传统范式下的任何一条轨道。当越来越多的传统范式下的非数控技术被融入上海团队的数控系统后，这个系统就产生了智能、互联的功能和性能，标志着上海团队的技术轨道超越了传统范式并成为通向新范式的桥梁——智能、互联的数控系统和由它所支撑的云平台以及更高层次的“系统的系统”，已经不是传统数控系统技术所能够涵盖的了（智能、互联及其衍生出来的信息系统都不是传统范式下的“正常”问题）。至此，上海团队的技术轨道已经不再属于传统数控范式下的轨道，它与那个范式下的所有技术轨道之间发生了“断裂”——标志着新范式的出现。
从上述分析看，至少在工业技术领域，新的技术范式不会是“天外来物”，不会直接来自工业之外的科学发明，它起源于创新者在旧范式所奠定的技术基础上，选择了一条不同于旧范式下主导技术轨道的轨道，然后通过使其“变异”而形成通向新范式的新技术轨道。
从“i5”的产生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范式包含了旧范式的原有成分——机床的数控功能，但也产生了旧范式所没有的新成分——数控机床的智能、互联。这个逻辑揭示出，技术进步是“累积性”和“革命性”的“对立统一”：“累积性”指的是，新技术、新知识和新能力只能产生于已有技术、已有知识和已有能力的基础之上；“革命性”指的是，沿着新的应用方向而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新知识和新能力会产生出远远超过旧范式的作用（往往引发工业结构的剧烈变动）。因此，新范式的产生——技术革命的标志——是通过企业的创新而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这个逻辑是对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质的理论证明。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虽然“i5”革命的力量起源于其智能、互联的特性，但当沈机的上海团队开始开发数控系统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智能、互联的重要性（最初的想法最多是用来补充数控功能）。即使技术进步是演进的（新的可能性是逐渐浮现的），但问题还是值得深究：是什么力量使他们敢于并能够沿着逐渐浮现出来的技术可能性轨道一直走到发展出“新范式”？恰恰是这个问题，使我们可以看到自主创新的力量。
4、“i5”算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
开发“i5”的过程展示了自主创新的核心要素。沈机上海团队的开发是从学习外国技术开始的，同样要实现机床数控，但是第一，他们没有跟随外国产品的技术轨道，而是以自己对于技术应用环境的理解（产品概念）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轨道——所以产生了可以出现新技术可能性的系统架构；第二，上海团队自己把数控系统中的核心技术从头到尾、从最底层到应用层都做了出来——所以他们能够使这个系统根据新的可能性而变化；第三，他们开发技术的全部目标都遵循要让用户感到“好一点点”的原则——所以他们能够不受任何“框子”的束缚而把出现新可能性的技术做到底。
一个在今天流行的语境中显得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是：“i5”算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从开发“i5”的全过程看，它两者都不算。沈机开始开发数控系统时的年，美国苹果的iPhone刚刚推出，移动互联网的概念还没有出现。从技术特性的形成过程看，“智能、互联”不是加到原有数控技术上所能实现的，而是以新的概念、新的系统架构和新的核心技术重新定义并改变了数控系统功能和性能的结果——“重新定义”的动力则来自不跟随、坚持自主和服务用户的研发战略和行动。“i5”的形成确实受到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的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上海团队利用环境变化机会的动机始终是让用户更方便。因此，在通向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道路上，自主创新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时髦东西。
“自主创新”的概念曾经引起许多争议，而且实际上也已经被官方代之以“创新驱动发展”（于是，“自主”作为技术活动的边界条件就消失了）。“i5”革命展现并证明的是，中国工业能够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升级，并在升级的基础上继续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i5”革命还告诉我们，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内心的“范式”的独立思考和行动。由于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工业技术领域，而且存在于更高层次的政策领域，所以我们最后回到本报告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主题，以三个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质疑来结束本报告。这三个质疑是：第一，为什么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被忽视？第二，为什么要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第三，为什么否定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治层次的领导力？
5、为什么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被忽视？
最近几年来，“产业升级”的提法虽然不时出现在经济政策的陈述中，但并没有被置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提到时也没有被赋予这个概念本来的含义。为什么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会受到忽视？这似乎与经济政策的“范式”变化有关。
几年前，当经历了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在诸如世界经济衰退等条件下暴露出许多问题时，经济政策突然转向以一个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教科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于是经济政策转向事实上的紧缩。那时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声音最大的阶段。在他们看来，投资是万恶之源（导致政府权力过大、粗放发展等），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通过紧缩实现经济的平衡，由此释放出来的市场机制可以让中国经济自动升级，也就是释放出“红利”。
不过，上述逻辑是从教科书经济学搬过来的，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年代后半期的通货膨胀，年代末和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年之后的经济过热，以及年代后半期的国企亏损、银行呆坏账剧增和通货紧缩，等等。
每一次“危机”的化解都是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即通过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尽管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但是这一次，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根据教科书经济学的说法，它会带来奇迹。但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
究其原因，是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也不奇怪，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思维第一次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上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帮助中国经济渡过多次激流险滩的“实事求是”思维也就弱化了。
坚持从教条出发就会罔顾事实。例如，目前中国材料工业的产能过剩与房地产泡沫有关；煤炭的过剩既与经济增长下滑有关，也与能源转换有关；东莞的关厂潮与低成本加工组装工业在外需下降时的过剩有关（其实，这种模式早就该淘汰，为什么没听说浙江那些土生土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关厂潮？）。一句话：都有具体的原因。
如果以这些例子为根据就说中国制造不行了，往坏了说是别有用心（如“中国崩溃论”），往好了说则是太天真、太幼稚。中国刚经历了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历史上罕见的高增长阶段，突然就说中国存在着大批“僵尸企业”，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令人意外的减速，至少部分地是年紧缩政策的结果。从时间顺序上看，是先有紧缩政策，然后才出现企业大面积遭遇困难。在这种条件下，硬说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可以说是倒果为因。
按照教科书经济学的教条，如果不实行私有制和自由化，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中国经济发展了，而且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当然，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明显地市场化了，也确实建立了产权制度。但与新古典教条的预言不同，也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祥林嫂般地喋喋不休不同，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内生于中国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个时点上被自上而下全盘强加的。
中国30多年的经验是，改革与发展是互动的或互为因果的，从来没有遵循谁是谁的先决条件的教条。产业升级之所以重要，首先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继续，而改革可以内生于升级和发展的过程。新古典教条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也就提供不了如何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非要相信并执行这些教条，那就只有采取“休克疗法”，其恶果早就被俄罗斯的激进市场改革经验所证明。
越是在世界经济遭遇衰退或危机的时候，处于竞争关系的各国就越可能采取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所以“工业4.0”是德国版的产业升级，先进制造计划和工业互联网是美国版的产业升级（尽管其内容包括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但其也被设想为在新制造技术的基础上）。
6、新动能——希望在哪里？
产业升级——甚至仅从字面上看——指的也是在已有产业基础上的升级。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而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如科学研究或基础研究的突破），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但是，这几年流行的观点却主张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事实上把中国工业看作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忽视产业升级重要性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把新旧动能截然分开的思维？这要从对待投资的态度讲起。
如上所述，由于经济政策的新“范式”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强政府以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所以其就把投资看成对简单扩大产能的刺激，只能导致产能过剩和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不良后果。主流经济学家由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表面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错的陈述句实际上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非此即彼。
由此形成的政策思维是：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让市场决定一切。但这样做就会使中国工业因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于是现有工业就变成经济增长指望不上的“旧动能”。希望在哪里？——在于“无中生有”的“新动能”，无论它们是什么。
上述逻辑有问题吗？当然有。如果投资只能产生饮鸩止渴的短期刺激效果，其前提条件一定是由投资所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没有技术和生产率的变化——这个条件即使在教科书经济学中也不成立。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是以索洛首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这里没必要讲模型本身，只介绍它被应用于对经济增长来源进行测算时的方法，即“增长核算”（growthaccounting）。
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把增长核算当作一种标准方法来教授，但当索洛在年代中期去测算各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他的发现实际上是吓了经济学界一大跳。索洛根据美国—年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资本积累[人均资本的增长，即方程（2）中的“资本/劳动增长率”]只能解释这个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的12.5%，而剩下的87.5%必须归因于一个不明来源的巨大余值（Solow，）。
它是什么呢？索洛决定将其称作“技术变化”（technicalchange），而比索洛更早发现这个现象的阿布拉莫维茨则把这个余值称为“对我们无知的衡量”（Abramovitz，）。由于到那时为止，经济学理论一直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看作资本积累，所以索洛的贡献是第一次以数值表达方式让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
新古典增长核算后来受到过许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Nelson，）。引用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通俗易懂的话说：“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独立于投资，因为大多数新技术需要体现在资本品之中才能被引入。大多数新技术是作为投资决策的结果才进入经济生活的源流的。同时，技术变化的特性，特别是要素的节约型或使用型的倾向，也影响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MoweryandRosenberg，:4）
实际上，纳尔逊在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Nelson，）。甚至索洛本人也在后来的著述中指出技术变化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或技术变化体现于新资本设备的必要性。因此，认为可以脱离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完全是无稽之谈（天底下有不需要投资的创新吗？），但就是这种“无稽之谈”，正在影响着对政策的讨论。
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那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很显然，如果经济转型的目的不是退回到石器时代或农耕时代，就必须以效率更高的新生产能力代替旧的生产能力，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以及与之相伴必须进行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就需要新的投资。何况生产能力的新旧交替只能在不间断的过程中完成，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一天停止生产。
在现实中，许多中国企业在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就意识到转型的必要并做出相应努力，但它们的许多努力都在以“不刺激”为名的紧缩政策下被迫中断（许多地方的企业在年遭遇银行大规模抽贷），令人扼腕。
7、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
那么，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
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
回顾产生“i5”的全过程，尽管以IT技术为主的数控技术与传统机床的机电技术相差甚远，但触发了开发“i5”决策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升级需要，而为“i5”提供了机床经验、试验手段和应用市场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基础——如果中国没有机床工业，就不会有“i5”革命的发生，无论中国是否拥有IT技术。
因此，导致中国经济转型的创新力量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业的经验体系之外，只能发生在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
为说明这种关系，这里引用一位美国工业家对美国人的忠告（埃尔克斯，）：
那种认为美国的创新精神在需要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创意发展成为产品的过程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会失去创新能力。……随着美国先进的技术及其工业基础一道被全球的竞争者抢占，短时间内能替代的新技术将会很少。并且，未来技术将以今天的技术为基础，什么都不是凭空就有的。
“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就是现有的工业体系。
科学和基础技术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工业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仍然需要现有工业的支持——当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起来后，为该工业提供曝光机（也称步进机，是制造集成电路的设备中最昂贵的）的企业来自传统的照相机工业（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
高技术工业的产品往往是由传统制造活动所实现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制造出来的，而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新业态是由廉价的快递活动（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支撑的。
当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华为等一批高技术企业身上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那些高技术企业只是金字塔的顶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灵活多变的中小制造企业；没有这个底座，顶端就会摇摇欲坠——“i5”数控系统的伟大之处就是也为那些中小制造企业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手段。
因此，以来历不明的“新动能”代替“旧动能”或以高新技术产业代替传统工业的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把中国现有的工业撇在一边，把许多目前因紧缩政策和商业周期而遇到困难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那么，想象中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可以号召在校大学生去“创新”，但这样做不会产生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更不会产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8、进步怎么发生？进步的力量源泉从哪来？
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需要政治领导？更一般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应该是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这两个问题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几年的主流思维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成对立的，从这种对立的关系出发，一旦市场被认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这种信仰来自教科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理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对价格的人为干预，市场竞争将会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均衡则代表了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公有制）就成为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但“均衡”真有这么神奇？那回到石器时代也能“均衡”：一群猴子（据说是我们的祖先）快乐地生活在有树、有草、有水、有阳光的地方，遇到食物充裕或猛兽少的时候就多繁殖点，反之就“人口”（猴口）下降，最后总能达到“均衡”。但进步怎么发生？进步的力量源泉从哪来？——这是神奇的“均衡”理论永远无法解释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解释知识进步的机制，所以既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不能解释中国的产业升级如何发生。今天已经没有人（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否认，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有用知识的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
亚当·斯密在多年前探索国民财富的原因时，把劳动分工——通过产生分散化的专业知识——看作经济增长的首要源泉；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如此产生的全部知识，所以亚当·斯密才会认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市场活动需要协调机制（Loasby，）。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诞生的标志——把知识进步与协调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彻底割裂，并把经济增长及作为其源泉的知识进步机制排除在经济理论之外，于是经济协调机制就被全部归于依靠数学模型来证明的价格机制（Loasby，）。
50多年前，今天可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祖师爷级别的肯尼思·阿罗就以严格的新古典框架证明，价格机制在知识生产的资源配置上是无效的，对创新活动的最优和有效资源配置要求政府介入或其他非营利性的融资介入（Arrow，）。重要的是，一旦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看作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知识生产过程和经济协调机制中就不再是对立的。
9、一群“奇葩”做成的“奇葩”技术
回到本报告的案例，“i5”的开发决策来自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推动。无论是领导人所激励，还是仅仅慑于“首长”的命令，省市领导开始行动起来，主要起了两个作用：“规范”和支持。“规范”是指设定边界条件：拟开发的数控系统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开发任务由关锡友负责。支持主要是指资助和其他便利措施。但是，省市政府并没有干预开发过程。开发数控系统既没有被列入政府的计划，也没有政府的立项，只有一个“不干出来谁也无法交代”的约束。
关锡友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财力。他的眼光、10年车间现场和10年企业领导的经验、在上海上大学时开拓的眼界和人脉关系、“摇滚青年”的文艺范儿等个人因素全都发挥了作用。人们经常在生活中把行为不合常规的人称为“奇葩”，如果以不合常规来定义“奇葩”的含义，那关锡友就真的是一个“奇葩”。关锡友把开发任务托付给了另一个“奇葩”——身在大学却对评职称、写论文没有兴趣，只喜欢琢磨数控机床和跑用户的朱志浩。需要指出，在经历过10年“黑暗时期”后，关锡友和朱志浩在中国机床工业的中生代中已经属于硕果仅存的那一小撮儿。
到21世纪初，关锡友是全集团中唯一从“”大学毕业的干部；而在朱志浩的大学同学中，除了个别后来当教授的，基本上也都离开了机床工业。但这也就隐含着必然性——关锡友和朱志浩是该工业“剩下的”受教育水平最高、最有经验的骨干，如果他们再不干，那就没人干了。
朱志浩在上海组建了研发团队——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沈阳的老国企能够在远隔千里之外的上海建立研发团队，这本身就是个“奇葩”行动。不仅如此，朱志浩招募的团队成员也是一群“奇葩”：开发数控系统的团队中没一有个成员出身数控专业还不“奇葩”吗？学工业服务的小女生做出空间补偿算法，想辞职却被留下的小伙子做出机器人……哪个不是“奇葩”？于是，“i5”就成了一群“奇葩”做成的“奇葩”技术——就因为如此，所以“i5”才会世界领先。
上述“调侃”中反映的严肃主题是：如果把开发“i5”的过程看成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创造过程，那么政府与市场都起了作用。政府提供了方向、鞭策、规范和支持，以命令的方式促使项目上马。但政府没有干预项目本身，而这就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关锡友是自己选定研发项目负责人，朱志浩是自己招募团队成员并自主决定开发战略、技术路线和方法，开发出来的数控系统是沈机自己在市场上推广，项目的结果是由市场竞争而不是由政府的专家来判。
10、人民自会创造奇迹
为什么在知识创造上需要政府的作用？在教科书经济学中，最优的状态是完全竞争，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个别企业无法影响价格水平（最接近这种状态的是菜市场）。但在现实的工业竞争中，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的基本特点是，领先者不但决定市场的价格水平，而且决定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产品生产的成本结构以及产业链的构成特征。
因此，在技术进步迅速的条件下，领先者可以对潜在的后进入者形成强大的进入门槛，而且这个门槛随着快速的技术进步而越拉越高。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后进国家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该国将没有企业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或市场，因为进入者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边际性利润动机所能解释的程度。政府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并鼓励企业敢于突破。
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的本质看作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福利的过程，那么政府与市场就同属于知识生产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教科书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因为把知识及其进步的作用排除在经济理论之外，所以才会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对立起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MoweryandRosenberg，:30-31）。因此，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从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或者敢于否定它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角度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互补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
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很难掌握关于宏观经济的知识，很难掌握关于经济体系应该向哪里发展的知识，很难掌握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以及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化解这些矛盾的知识——这些知识基本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当然没有关于具体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具体知识，但这只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而应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上。
如果中国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那么“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就需要整体的方向。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政府需要帮助这个“知识和经验体系”克服其在“扩张和更新”过程中的瓶颈，需要鞭策和支持中国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领导。这种领导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并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本文选编自路风著：《新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和调整，注释略。
路风教授简介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并先后在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路风教授长期专注中国的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工业竞争力及政策问题研究，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研究学者。多年来，路风教授始终坚持为自主创新张目，为本土工业执言，始终坚持立足国际主流理论体系、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现实，并在二者的对话与碰撞中发展中国本土创新理论。近年来，他对汽车、大飞机、电信标准、核电、高铁、液晶显示等产业的一系列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除《光变》外，路风教授于5年出版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一书（与封凯栋合著）成为我国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向的重要导火索；6年出版的《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一书则滋养了国内一代创新研究后学；此外，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与余永定合著）荣获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年出版的《光变》于年获评中国企业管理领域最高学术成果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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